我是从运干草的车上下来的。

一条黝黑的狗，一颗从二胡里掉出来的音符豆子，他从田埂间的细路上飞奔过来，大腿和地面迈成了钝角，我只看清飞舞的罩衫和他赤裸的小腿便往后倒去。白色麻布兜罩在我的头顶，就在我踩下去之前，它这么飞来了——我把包袱都攥到左手提着才接下这一小片云。这么雪亮，甚至让人想起另一个故事——上帝！我抬头盯着他，深怕这背后是无辜的不幸。

村长让我就跟着哑子走，他咧着嘴笑起来，近乎亲昵地，对我露出略略发黄的牙齿，挥舞着胳膊做了个鸭子拍水的动作。我并不甚明白，但见落日在他眼里熟透…天鹅，天鹅！他用食指沾了碗里的汤写在墙上——这多奢侈，况且他怎么会见过呢，这多奢侈。他快四十岁了，跟我说天鹅就是穿了白衬衫的水鸭子，我在夜里把那件衣服悄悄地换，告诉他就是如此。

天还未亮，哑子把农具塞到我手心，小心翼翼地把铁锹架在肩膀，仿佛这样它们就变成羽毛。他领我到田里，到麦浪的深深处。未成熟的小麦像与蓝色晨雾作对的妻子，憋着一股劲，努出娇嗔般的微黄。哑子不说话——我分明感受到了此刻他也在表达沉默，只是拉着我坐下，从竹筐底上拆出一个碗大的环，郑重地给我看了，又放在我的头顶。

太阳快出来了，我已经听得到风，哑子背后的山丘在发光，在摇头——满山的，坐满了整座山的交响乐团！在几乎圣洁的轰鸣中我听到哑子跟我说话，他叫我哥哥，他说，天鹅，天鹅。